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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精神與革命

日期:2018-01-29 11:26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陳予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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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和文化往來,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黃埔軍校作為現代中國著名軍校,以其稱譽世界長存中國之軍事魅力,在現代中國軍事史上留有凝重輝煌的一頁。人民軍隊的創建與早期發展離不開黃埔軍校的軍事實踐,更離不開黃埔軍校孕育生發之“黃埔精神”與“革命”相互交融的淵源。如今“黃埔精神”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同紐帶與連接點,更成為團結海內外黃埔親屬后代之強大凝聚力,一直受到學界的研究與關注。本文以過往史料提及的“黃埔精神”為據,概述勾勒“黃埔精神”連接“革命”之原動力,在“黃埔精神”與“革命”之相互作用演進歷程方面,作些探求與考釋。

  師“蘇俄”之路,開“革命”先風

  “革命”的概念,在《漢語大詞典》里解釋為:本義指變革天命,后詞義擴大,泛指重大革新,不限于政治。因古代認為天子受天命,故更替朝代,謂之革命。最早見于《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革命”原本用于君主制朝代之變革,日本人將之略微擴大語義,亦用于共和制變革君主制,如率先稱呼孫中山等人為“革命黨”。清末,“革命”詞義更加擴大,泛指重大革新。政治、社會學家等從不同角度闡釋了社會意義的革命和政治意義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種:一是革命是一種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在其《羅馬史》中把羅馬共和國的建立看作是一種道德行為,認為這是有道德的人戰勝了塔奎尼烏斯王的統治。在英國革命過程中,愛德華·海德認為,革命是獲取理想政治秩序的途徑。這種把革命看作是實現正義,實際上是用道德的標準而不是用政治的標準解釋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復舊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觀點,實際是一種保守主義的觀點。二是革命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方法。美國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認為,革命就是“不同集團,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爭使自己成為中央權力”。(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外政治格言集萃:政治的智慧》第122頁記載。)換言之,革命就是爭奪權力的公開較量,就是某些階級或集團將國家或中央政府的權力轉移到本階級或本集團手中。這種觀點指出了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權力斗爭、權力轉移,但是沒有把政治革命的權力轉移與一般情況下的政府的權力轉移區別開來。三是革命是一種發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途徑。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分析產生革命的原因時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們相等的他人占著便宜,心中就充滿了不平情緒,企圖同樣達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確有所優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擬的人們卻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緒。”([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商務印書館《政治學》第236頁記載。)于是,低賤的人為了追求平等而進行革命,同樣的人為了取得更優勢的地位而進行革命。馬基雅維里指出:“人們因為希望改變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換他們的統治者,并且這種希望促使他們拿起武器去反對他們的統治者。”([意]馬基雅維里,商務印書館《君主論》第6頁記載。)這些觀點主要強調了進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視了進行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根源。四是革命是一種實現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曾經指出,革命就是消滅和改變僭主統治的過程,就是恢復正義和正當秩序的過程。而現代社會科學家們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會變革聯系起來,認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個單獨的奪取政權的事件,而是一個變革社會的過程。這種從動態的角度解釋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種變革社會的過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從本質上闡釋革命,只從動態的角度解釋革命是不全面的。

  上述四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革命的含義,對我們理解社會意義上的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的含義有不少啟發和借鑒。要全面地科學地理解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的含義,就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三個基本觀點。一是革命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當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大大激化時,就會發展為政治革命。一般說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的加劇,人民生活的急劇惡化乃至極度貧困化,就會引起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文化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而引起革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二是革命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反動落后的統治階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舞臺,都會竭力反抗進步階級的革命,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進步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達到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三是革命為政治的最高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不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記載。)而這種社會革命或稱這種政治行動是任何試圖取得統治的階級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由于以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行為,將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深刻變化,所以,恩格斯又把這種政治行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動。

  現代以來,“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并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為新的繼續革命的思想。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標簽。20世紀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20世紀90年代后,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以政治含意解釋:“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連這一點上。革命是與暴力直接相連的,但是革命比改革好很多,原因在于雖然犧牲大但是能夠有力地推翻統治階級。毛澤東曾說過,只有革命才能最快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歷史的進步。綜上所述,“革命”無論從行為或意涵,顯然早于“黃埔精神”之發源與形成。

  從歷史源頭追溯,孫中山所倡導的“革命”是催生“黨辦軍校”之動力肇始。1918年6月廖仲愷隨孫中山到上海后,與朱執信、胡漢民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志,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宣傳和研究革命理論。廖仲愷稱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83年5月第二版《廖仲愷集》增訂本第156頁記載。)其間與朱執信等學習俄文,準備赴蘇俄學習。1919年至1920年間,廖仲愷多次奉孫中山命赴福建漳州,幫助組建援閩粵軍和協助解決財政難題,推動粵軍回師廣東,驅趕桂系軍閥。1920年4月,廖仲愷致電孫中山曰:“以粵軍獨立作戰,非先籌備槍炮子彈不可……粵軍出發后,必盡力援助。而競存之意,則必須先得子彈,然后出發,蓋事實上必如此,然后有成算而壯士氣也。強粵軍無助而先動,蓋全軍士氣所關。”(原件藏于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據《廖仲愷集》增訂本第89頁記載。)1920年夏,廖仲愷奉孫中山命,在上海與漳州兩度會見共產國際使華人員波達波夫(來華時化名路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86、89頁記載。)在漳州會見時,陳炯明、陳友仁等在場參與。后在上海會見時,是與孫中山一同會談,波達波夫“向孫中山介紹了蘇聯情況,勸孫中山學習布爾什維克的辦法進行中國革命”。還贈送了英譯本《蘇俄憲法》,(段云章、沈曉敏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孫文與陳炯明史事編年》第260頁記載。)1922年1月,廖仲愷陪同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遠東代表馬林,雙方討論了中俄兩國革命結盟,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兩黨合作,及蘇聯幫助國民黨創辦軍官學校等問題。(林家有、周興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孫中山與國共第一次合作》第47頁記載。)馬林不久到廣州會見后稱:“我在廣州每天都同國民黨的領袖聯系,他們對俄國革命與蘇軍組織表示極大興趣。”(李玉貞等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馬林與中國革命》第70、71、73頁記載。)這里自然包括有廖仲愷等。正是基于會見廖仲愷過程中留下了良好印象,馬林十分肯定地認為廖仲愷“是國民黨的最重要的人物,應利用其左翼(廖仲愷)去改變國民黨的策略”。(人民出版社1984年《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第24、26頁記載。)廖仲愷與越飛的會談則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為了避開日本特務的嚴密監視與干擾,他以探病名義到越飛房間,“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每次談話回來,都是滿面笑容表現出得意的樣子”。(廖夢醒著,1957年第十六期《中國工人》刊《回憶我的父親——廖仲愷》記載。)廖仲愷與越飛會談的實質內容,是蘇聯政府對孫中山政權提供經費、物資與人員等援助問題,也是孫中山“聯俄”的主要目的。越飛在會談中曾對廖仲愷說:“以往的中國革命,過于借重軍閥之力,因而常導致失敗,國民黨必須組織自身的軍隊。”(張磊等選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愷研究——廖仲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6頁記載。)廖仲愷亦對此深以為然,越飛還同意了廖仲愷討論的建軍計劃,“答應給予孫中山(國民黨)充分的援助,并推薦鮑羅廷到廣州擔任顧問,以便于實施廖項計劃”。(陳福霖、余炎光編,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廖仲愷年譜》第220頁記載。)此外,越飛還稱:“他與廖仲愷已經依據托洛茨基所創立的制度,擬寫了一項創設軍官學校的計劃。”(李云漢著,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十五,臺北東豐書店1987年8月影印第二版《從容共到清黨》第149頁記載。)這應當是孫中山、廖仲愷等創立“國民黨黨義”軍官學校最初的構想規劃。

  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電話征詢各委員同意方式,通過了斯大林關于“任命鮑羅廷同志為孫逸仙的政治顧問,建議他與加拉罕一起赴任”的決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第265頁、第271頁記載。)并同時決定由鮑、加兩人分別接替越飛和馬林在華已開展的工作。應當可以確定,1923年俄共(布)及蘇聯政府與孫中山廣州革命政府之間的合作關系正式建立與不斷增強,并最后落實財政援助和創建軍官學校,顯然是與當年廖仲愷與越飛會談積極努力密不可分的。其間,廣東的形勢也變得有利于革命政府,1923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伐陳炯明部粵軍,組成東、西兩路討賊軍,分進合擊,于16日攻克廣州。陳炯明被迫通電宣布下野,而后退居香港。1923年10月15日,廖仲愷主持召開國民黨黨務討論會,通過第九號決議案:“建議設陸軍講武堂于廣州,訓練海外本黨回國之青年子弟,俾成軍事人才,擁護共和案。”(載于1923年10月16日《廣州民國日報》。)接著,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決定,將新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為國民黨軍官學校,由廖仲愷等負責籌建。1923年11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在廣州創辦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決議,會議決定:軍校名稱為國民軍軍官學校,蔣介石為校長,陳翰譽為教練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指定廖仲愷主持軍校籌建事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94頁記載。)1923年12月28日,廖仲愷與鮑羅廷商議,選定戴季陶等首批軍校教職官佐。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責成廖仲愷在1月30日的會議發言時強調黃埔軍校招生要注意政治覺悟素養:“聲明:請各代表對于介紹(推薦)青年軍官學生(指黃埔軍校學生)特別注意,必其人明白本黨主義,且誠實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選……海外代表亦可介紹,惟須與此同一注意。”(原載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現據《廖仲愷集》增訂本第152頁記載。)此重申說明,回應了此前孫中山先生請求各代表擔負起陸軍軍官學校學員介紹、推薦時須注重政治素質,是為“革命”之先決條件。孫中山先生和廖仲愷之所以這樣苦心孤詣地創辦黃埔軍校,就是深知軍閥終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進步的、與民眾相結合的革命武裝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國主義,并最后消滅封建軍閥的反動武裝。這就是為什么軍閥楊希閔把持了廣東財政,始終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別是對籌措黃埔軍校的經費處處留難;同時也是為什么孫先生和廖仲愷無論在怎樣艱難困苦的情形下,也堅持一定要把黃埔軍校辦下去的原因。(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印行《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57頁何香凝撰文《黃埔軍校之創辦》記載。)

  創辦黃埔軍校,締結“黃埔精神”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的創建,預示了現代中國政黨組織及其成員進入軍校、軍隊乃至軍事領域。所有這一切的政治變革,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模式,參與甚或主導國家軍政事務之理念的開端。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或政治勢力集團,首次以社會“進步力量”的姿態,開始影響、作用和主導國家政體的走向與趨勢。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是從黃埔軍校開啟了軍事與政治的合作,在20世紀20年代同時崛起,成為影響并左右現代中國政治方向的兩支最重要的現代政黨。也正是由于黃埔軍校,現代中國政黨才與軍事甚或軍隊發生了關聯。對于中國國民黨更是如此,對于中國共產黨亦概莫能外。其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時在黃埔軍校,認識到政黨掌握軍事、軍隊之重要性。所不同的是,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主持創辦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部分成員是作為當時進步政黨的代表人物參與其中,但是在軍事理論與實踐方面,國共兩黨都從黃埔軍校經受了軍事與政治的磨練。黃埔軍校在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的興起與發展,堪稱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開端及里程碑。黃埔軍校的產生與發展,為長期封閉的現代中國軍事教育領域,注入了先進的、革命的軍事學術思想和軍事技術知識。黃埔軍校早期教職學員當中許多在國共兩黨的軍隊中擔當重任,成為獨當一面的將帥英才,不少還在軍政機構參與戰略與策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軍隊建設乃至戰爭進程,在國家軍事歷史上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

  處于國民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推行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并重的教育方針,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后來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得到繼承和發揚,成為發展和壯大的有力法寶。正如專家所示:“把作戰與教學相結合、教學與研究相結合、中國與外國相結合、軍事與政治相結合,注重實用,著眼于提高學員的作戰指揮能力,這些就是黃埔軍校辦學的基本特點。黃埔軍校的這些辦學特點,開創了我國軍校教育的一個新時代。”(糜振玉主編,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1月《中國軍事學術史》第182頁記載。)《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卷上冊第120頁)指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活動是從黃埔軍校開始的,并由此“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在中國共產黨地方黨組織的推薦保送下,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參與其中,對于黃埔軍校乃至中國共產黨最初的軍事人才的成長與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這些學生出身的進步知識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熏陶后,在軍校的軍事與政治訓練活動中,經受了十分重要的軍事實踐和政治鍛造,是一種軍事資源與革命力量的結合與擴張,是新生的進步政黨(一方或區域)與軍事力量實體——軍校的首次結合,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最初認識軍事、軍校以及軍事教育的先河。黃埔軍校成功教育之范例,以及中華民族現代軍事與政治教育并重之經驗,對于中共建立初期的軍事活動,同樣具有至關重要并且不可或缺之實踐與指導。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對于軍事、軍隊、軍校教育的認識與掌握,是難于找到切入點和突破口的,也許會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因此可以說,黃埔軍校亦是中共最初認識軍事與日后掌握軍隊之搖籃與發祥地。

  由是觀之,“黃埔精神”是伴隨著黃埔軍校的國共兩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合作而逐步形成的。早期的“黃埔精神”解釋為敢于犧牲,團結奮斗。后來在不同歷史時期對“黃埔精神”詮釋各有不同。譬如:“是為主義而英勇奮斗的精神”;是軍校奉行“同志仍須努力,革命必須成功”的堅毅精神;是“不妥協,不調和,不成功便成仁”的犧牲精神;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忍苦耐勞,努力奮發”的學習精神;是“一心一意為國家奮斗”的革命精神;是為民眾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犧牲精神;還有黃埔學生耳熟能詳的“兩不”“兩愛”,即“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后來引伸為孫中山先生所言“革命事業就是要愛國,就是要救國救民,我要求諸君,從今天起,共同來承擔這種責任”之愛國和革命精神。孫中山逝世后,受蔣介石武斷形成了“服從校長,盡忠黨國,精誠團結,成功成仁”之惟蔣“黃埔精神”。然而,以歷久留傳的中華傳統武德與三民主義革命精神相結合,則為“團結,奮斗,負責,犧牲”精神;延伸意涵“黃埔精神”以“愛國革命”為核心內容,“親愛精誠”為關鍵要點,“團結合作”為顯著特點,“奮斗犧牲”為相互詮釋。

  “黃埔軍校的最大特點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這是它同一切舊式軍校根本不同的地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3月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119頁記載。)有關“黃埔精神”與“革命”之相輔相成作用力,是源自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中華民族現代軍事史發展過程之中,立足于現代中國傳統軍事學術理論,是蘊涵厚重的中華民族軍事文化遺產。及至國民革命運動、北伐戰爭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中華全民族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中的黃埔軍校師生群體,始終把握著人民軍隊的現代政治主導方向,十分重視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充分發揮了以往“黃埔精神”對軍隊的政治導向作用,為中國共產黨掌握并控制武裝力量,以及軍隊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成功經驗。因此可以說,具有“黃埔精神”文化話語氛圍的人群形成了經久不衰的“黃埔軍校熱”是毫不夸張的。此外,伴隨“黃埔精神”而發展壯大的“革命”意涵之延伸與拓寬,締結形成了新時期連接海峽兩岸同胞之“黃埔精神”,使“黃埔軍校”成為現代中國軍事學術史及軍事教育史的一門“顯學”,在現代軍事學術研究方面,隨著時光的推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史料與民間記述著許許多多關于“黃埔軍校歷史與人物”的傳說與故事,可見“黃埔軍校”有其源遠流長的獨特魅力,有著深厚的軍事文化底蘊。

  “黃埔精神”提振民族“革命精神”

  毛澤東同志在1936年6月1日于陜北瓦窯堡出席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開學典禮時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的成功。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力量。”(《群眾》影印本,1987年印行,第四卷第十四期。)毛澤東于1937年10月25日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工農紅軍和以后的八路軍、新四軍,與1924年到1927年國民黨軍隊的精神‘大體上相同’。”由此,于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黨代表以及政治機關制度,“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加以發展的”。(《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二卷,第380頁。)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戰爭期間,“黃埔精神”形成并上升為中華民族抗戰到底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此時的“黃埔精神”,仍以黃埔軍校師生在黃埔建校、建軍和投身革命戰爭過程中,弘揚“愛國愛民、團結合作、勇敢無畏”為主要特征。“黃埔精神”不僅為黃埔軍人所認同,還成為革命軍人克敵致勝的精神力量,黃埔軍校因“黃埔精神”發揚光大而聞名天下、傳播四海。“黃埔精神”對于深刻領悟“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革命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繼往開來的革命戰爭征程,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以現代軍事角度觀察,由黃埔師生升華形成的“黃埔精神”,后來成為中華民族現代軍事(軍校)歷史文化瑰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時期政治、軍事發展的結果。

  弘揚“黃埔精神”,實現統一大業

  綜觀20世紀前半段之軍事歷史人物群體,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軍隊建設乃至戰爭進程,在國家軍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和影響。現代中國軍事將領歷經辛亥革命、北伐風云、抗戰烽火、國共合作,進步與倒退、革命與反革命交織一體的歷史時期,使他們成為引領軍事歷史潮頭的“精英群體”。一部分著名軍事統帥及高級將領在國家軍政領域擔當重任,成為叱咤風云、名震中外的一代軍政領袖和杰出將才,成就了一部濃縮的20世紀中國革命及軍事演進史。軍事與將領是緊密連接的對子,“黃埔精神”與“革命”,亦是中華民族以及國共兩黨在軍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相輔相成對子,黃埔軍校軍事與政治教育的范例、政黨政治與軍事(軍校)教育的結合,鍛造了國共兩黨風格迥異的軍事將領及軍隊指揮階層。

  從黃埔軍校走出來的國共兩黨“軍事精英”及武裝力量,是中國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艱苦歲月中的命運共同體,源自黃埔軍校之軍事、政治、人文文化,是連接海峽兩岸之紐帶與橋梁。黃埔軍校是現代中華軍事人才發源地和搖籃,享譽國際,是彰顯中國軍事之魅力的獨特歷史名片。“黃埔精神”之當代銓釋,則是“振興中華,統一祖國”,這也是當今海峽兩岸黃埔后人共同的目標和愿景。今天倡導的“黃埔精神”,主要是指它的愛國革命精神、團結合作精神、奮斗犧牲精神。“黃埔精神”與當今“革命”與“奮發”精神相結合,則是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

  歷史學術之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追溯與復歸原始,要告誡后人知史懂史,要讓后人知道黃埔師生曾是中華民族的軍事棟梁,他們是中國軍事教育的先驅者、開拓者,他們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時刻前仆后繼、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的功績與風采將永留史冊。黃埔師生的身影已漸漸遠去,但黃埔師生開創之黃埔精神,以及黃埔精神中“革命”之意義,將繼續感召今天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實現“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共同愿景。

  結語

  孫中山的畢生事業是實現以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為核心內容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合作、妥協、鍥而不舍的革命精神,對于兩岸和平統一有著重要啟示。孫中山是兩岸之間的重要橋梁,兩岸對孫中山都十分認同和推崇。目前,兩岸應多談一點共識,少談一點歧見,孫中山思想剛好就是共識的一個重要部分。孫中山主張國家統一,他很早就昭告世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同胞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員。孫中山關于中國統一的政治主張,今天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海峽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一樣的血緣、共同的文化,這是兩岸合作交流的原動力,促進兩岸交流、實現祖國統一是時代賦予“黃埔精神”之當今“民族精神”。只要能夠求同存異,繼續遵循孫中山思想,兩岸會越走越近。

  習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記住歷史是為了放眼未來,把握明天!”使中國人脫離被列強欺辱的噩夢,開始自己當家作主是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夢”。習主席提出2020年要達到小康社會,這是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中國夢”和“強國夢”。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夢”與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夢”的論述是完全相通的,只要中華全民族共筑“中國夢”,這個夢想就會早日實現。我們今天弘揚“黃埔精神”中的“革命”精神,還有一層重要意義,就是響應習總書記的號召,發揮好黃埔精神聯結兩岸的橋梁與紐帶作用,踐行“天下黃埔是一家”,融合兩岸親情,凝聚民族情感,團結兩岸力量,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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