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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臺灣同胞書》的歷史意義

日期:2019-04-03 10:23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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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40年過去了,重溫這篇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發布的重要文告,回顧40年來國家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推進國家和平統一進程取得的重大成果,更加深刻體會到《告臺灣同胞書》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一、以《告臺灣同胞書》為標志,和平統一方針得以確立,《告臺灣同胞書》是我們黨和政府解決臺灣問題方針政策劃時代的里程碑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是我們黨和政府的神圣使命。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朱德總司令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出命令,向全國進軍,解放中國的每一寸領土。但是,在海南島戰役勝利及金門戰役失利之后,朝鮮戰爭爆發,我們被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福建前線的解放軍調往朝鮮戰場,解放臺灣的任務被暫時擱置。

  抗美援朝結束之后,我們適時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明確解放臺灣除了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后達到解放臺灣的目的。緊接著,我們進一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7月30日,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只要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

  1956年6月,周恩來提出:“我們愿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并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1956年8月,毛澤東在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我們希望一切有愛國心的臺灣軍政人員,同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

  此后,對和平解放臺灣做出努力,通過秘密接觸、傳話,逐步形成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方針政策。1960年5月,根據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所研究的對臺工作方針,周恩來進一步概括為“一綱四目”,即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具體是:(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意重用;(2)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征得蔣之同意后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可惜的是,因為“文革”的發生,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被延宕了下來。

  “文革”結束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與此同時,美國接受了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廢約、撤軍、斷交”三條件,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和政府出于對整個國家民族利益與前途的考慮,本著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實事求是、照顧各方利益的原則,在和平解放方針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平統一”的方針。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及一系列政策主張。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及一系列政策主張。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解決臺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政策。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把九條政策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3年6月6日,鄧小平進一步闡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從此,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正式進入了“和平統一”的新時代,也揭開了兩岸關系發展新的歷史篇章。

  二、從《告臺灣同胞書》開始,兩岸隔絕狀態逐步打破,《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毫無疑問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濫觴

  和平統一的方針確立之后,我們不斷呼吁臺灣國民黨當局,“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987年11月,臺灣當局終于決定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打開了兩岸長期隔絕的大門。從此,兩岸人民往來由少到多,逐漸發展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社會各界大交流局面,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則從無到有,領域逐步拓展,規模持續擴大,形成互補互利的格局。

  經過長時間的兩岸關系發展實踐,我們對實現和平統一的路徑的認識逐漸清晰,做出了經由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實現和平統一的重大判斷。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爭取祖國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為此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積極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我們應該把堅持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作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把深化交流合作、他推進協商談判作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途徑,把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斗作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這些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論斷,與《告臺灣同胞書》所提出的倡議和主張一脈相承。比如,《告臺灣同胞書》指出,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臺灣獨立”是兩岸雙方共同的立場和合作的基礎。《告臺灣同胞書》提出,我們寄希望于臺灣人民,也寄希望于臺灣當局。《告臺灣同胞書》倡議,通過商談結束臺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撤除阻隔兩岸同胞交往的藩籬,推動自由往來,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等等。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以后,兩岸隔絕狀態逐步打破。圖為1988年1月,第一批回到大陸的臺灣返鄉探親老兵在山西拜謁黃帝陵。

  2008年以來的10年間,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兩岸實現了全面“三通”,兩會商談簽署了20多項協議,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建立了聯系溝通機制,兩岸領導人實現了歷史性會晤,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日益密切。追根溯源,所有成果的取得,都離不開40年前《告臺灣同胞書》奠定的根基。

  三、與《告臺灣同胞書》相伴,改革開放事業起步前行,祖國統一大業進程和改革開放事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美建交同步,構成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三大歷史事件,對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維護地區和平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告,“臺灣海峽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制造人為的緊張。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發布命令,從即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從此,大陸東南沿海省份,由內戰的前線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沿。

  臺海和平局面的出現,為大陸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安全環境,也為臺灣同胞的經濟發展送去了和平紅利。大陸相繼推出了吸引臺商投資的優惠措施,廣大臺胞臺商踴躍參與大陸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臺商成為了大陸改革開放的生力軍。他們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外銷網絡,在各行各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截止到2017年,兩岸貿易額已達到近2000億美元的規模,大陸有關方面累計批準臺資項目已超過10萬個,臺商對大陸投資總額累計超過664億美元。與此同時,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綜合實力不斷壯大,為推動兩岸關系發展、實現和平統一提供了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年,也是大陸改革開放40年,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不斷推進,越來越接近統一的目標,同時,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越來越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40年的實踐表明,二者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從這樣的戰略高度和歷史高度來看臺灣問題的解決,我們對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充滿了信心。如今,《告臺灣同胞書》所提出的許多政策主張都已經變為現實。在當前兩岸關系形勢下,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活動,在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指引下,繼往開來,努力推動祖國和平統一早日實現。

  (作者為全國臺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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